这时，有一人站起道：“那韩非子在《南面》、《显学》等篇章中反对适民心，认为民智不足用，当如何解释？”

朱旭笑道：“问的好，这也正是我想要说的。韩非子虽在《南面》、《显学》等篇章中反对适民心，而认为民智不足用。似乎看起来与他之前所言相矛盾，其实不然，这不过是在如何获得民心的具体方法上，与先贤的有所分歧而已，这并不意味着韩非子反对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基本原则。须知，政治思想可分为纯理与应用两类，前者追求一种至善之目的，而后者则主要探索通往至善的政治的具体途径和措施。”

纯理与应用？

诸人听了朱旭的新词惊讶无比，但回头一想，还真的恰当，确实是这么一回事。

朱旭道：“是故，所谓的富国强兵、君利思想只是政治的策略和措施，并非是足韩非子政治思想的根本原则和最终目标。因为时代在变，局势也在变，那么治国之策也与时俱进，要针对每一时期的局势，相应调整改变，采取相应合理有效的措施，不应墨守成规。若只知沿袭旧法，便如守株待兔矣。而韩非子所处的时代，乃是列国纷争、弱肉强食的时代，那种局势下，民众利益只有通过社稷利益的实现才能得到保障。所谓国家，国家，有国才有家，若国都没了，何来家？韩非子在《制分》篇中就曾云道：夫国治则民安，事乱则邦危。在《五蠹》篇也明确强调：夫王者能攻人者，而安则不可攻；强者能攻人者，而治则不可攻也。治强不可责于外，内政之有也。而在那种列国纷争的情况下，社稷利益的实现，有什么比富国强兵、奖励耕战来的更有效呢？所以，富国强兵政策，既是实现民众利益的策略，亦是保障民众利益不受战乱侵害的有利措施。故韩非子才不得不以社稷利益为重，主张奖励耕战，从而富国强兵。韩非子在《五蠹》中就说的很明白：富国以农，距敌恃卒。夫耕之用力也劳，而民为之者，曰可以得富也。在《心度》中也主张以力得富，以事致贵。这就是利民思想，得人心之举。”

有一人站起道：“听你如此说来，难道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比圣贤的德治思想更加有效？若真如此，秦为何二世而亡？”

朱旭道：“非也！法治与德治并无孰优孰劣之分，而要看时世，看是太平年代，还是战乱时代。德治是一种理想，若天下太平，人人安居乐业，必然人人奉公守法，何须法治？若是慌乱年代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活都活不下去了，谁还会听我们的圣贤之言？至于秦为何二世而亡，岂不闻亡秦者，胡也？此乃天数谶语，只是，此胡非是秦始皇所想的胡族，而是其子胡亥。二世胡亥，暴虐无道，坏宗庙与民，更始作阿房之宫；繁刑严诛，吏治刻深；赏罚不当，赋敛无度。天下多事，吏不能纪；百姓困穷，而主不收恤。然后奸伪并起，而上下相遁；蒙罪者众，刑戮相望于道，而天下苦之。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，人怀自危之心，亲处穷苦之实，咸不安其位，故易动也。是以陈涉不用汤、武之贤，不借公侯之尊，奋臂于大泽，而天下响应者。如此毫无人性之人当政，焉有不亡之理？就算太公复生，也莫可奈何！”

杨彪是连连点头，心道：许兄真是神人也，这朱子阳深不可测呀！

王允目泛异彩，道：“那依贤侄所言，当今天下，该如何治理？”

顿时，所有人都以期待的眼神看向朱旭。

当今天下？哎，当然没得救了，已经病入膏肓，唯有破而后立，别无他途了！但这话不能说啊，一说出来非被他们群殴至死不可。朱旭略作思考，道：“一个人，若是一条腿，他可以站立，而不可行走，只有两条腿，他才算是一个独立自行的完整的人。而这治国，其实也是一样的，不能单靠德治，当然也不能单靠法治，而是要双管齐下。”

王允急声道：“如何双管齐下？”

朱旭道：“如果，律法面前能够做到人人平等，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的话，那么，天下之人必然人人畏法敬法，再使以礼乐教化，法治德治合二为一，便是当今的最佳治国之道。”

“啊？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？”

诸人闻言，一起惊呼出声。对于这些生活在君权至上的封建时代的人来说，此语无异于晴天霹雳！

“这怎么可行呢？”

“是啊，太不切实际了。”

“完全颠覆圣贤之说了。”

……

顿时，大厅里的人议论纷纷，而其中一个矮壮的青年，深深地注视着朱旭，目光闪烁，寻思着什么。

这时，他旁边的一个俊朗青年推了他一下，道：“孟德，在想什么呢？我刚还以这朱子阳真有什么王佐之才，现在看来，不过是一个疯子，太疯狂了。”

矮壮青年摇了摇头道：“不，现在也许是行不通，但以后……难保没有那么一天。本初兄啊，此人我真看不透啊！”

俊朗青年吃惊道：“孟德，莫非你也疯了？”

矮壮青年摇头，沉默不语。